今天，當我們過著比祖先們更長壽、更健康甚至更有活力的日子時，無處不在的廣告宣傳和陰險的“喚起疾病意識”的運動正在“把緊張的健康人變成愁苦的病人”。
于是，身體上輕微的小問題往往被渲染和誇張成嚴重的疾病：害羞被視做“社交焦慮障礙”；
月經前的緊張表現被說成是一種名爲“經前焦慮”的精神病；
正常的性問題被看做“性功能障礙”；
自然的生理變化成了“更年期激素缺乏症”；
心煩意亂的辦公室白領更被認爲患有“成人注意缺陷障礙”……就這樣，
可能本來僅僅是一種致病風險，到制藥公司這裏就被說成了一種疾病。于是，健康的中年婦女僅僅因爲年齡問題就會“患上”一種莫名其妙的骨病，叫做骨質疏鬆症；而同樣健康的中年男人也會“患上”一種伴隨餘生的疾病，叫做高膽固醇病。
對于那些確實處于患病邊緣或的確有高致病風險的人來說，被視爲有病並配以適當的藥物治療是很有好處的。然而，對于那些健康的、距離致病風險還很遠的人來說，若也被貼上某某病名標簽並配以藥物治療，不僅會給他造成極大的不便，帶來巨大的花費，有時甚至會産生致命的副作用。
但對制藥商而言，這正是商機無限的地方。把億萬健康人變成潛在的患者就可以形成新的全球性大市場，而這個被他們“創造”出來的市場現在已成爲制藥工業數10億美元的營銷預算的重要目標。
擁有多家世界頂級制藥公司的美國是各種藥物營銷活動的中心，也是本書談及的各種營銷行爲的主要舞臺。人口不到全球5％的美國生産包裝了占全球市場近50％的處方藥。美國人的醫藥花費持續增長，僅6年時間就增長了近100％，這個速度比其他國家要快得多。這不單單是由于藥價的不合理上漲，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醫生爲病人開的處方藥越來越多。
在美國，治療心臟病和抗抑郁症是營銷力度最大的處方藥，銷售量突飛猛漲，在不到5年的時間裏，美國人在這類藥上的花費已經翻番。
在許多其他國家，這種趨勢也是一路高漲：1990—2000年間，澳大利亞年輕人在抗抑郁症藥物上的花費增長了10倍，加拿大人在降膽固醇新藥上的花費也驚人地增長了300％。
當然，有許多處方藥的確能夠治療疾病、延長壽命、提高生命品質，但人們逐漸發覺太多的人並非真正出于必要的原因而吃藥，而完全是受到誤導性廣告的不良影響。就像制藥公司本身在向全球擴展一樣，靠誤導性廣告把健康人拉到藥物消費群體的營銷策略，現在也已經徹底全球化了。
在曼哈頓工作的文斯帕裏就處在全球藥物營銷的前沿。作爲廣告營銷專家，帕裏很擅長用最老于世故的方式銷售藥品—
與制藥公司合作“發明”出新的疾病。最近，在《爲疾病命名的藝術》這篇讓人瞠目結舌的文章中，帕裏透露了制藥公司“促動發明”疾病名稱的種種方法：
他們有時對罕見病症予以新的關注，有時將已有的疾病重新定義或重新命名，有時乾脆“發明”出一種全新的人體機能障礙。其中，帕裏個人最贊賞的幾種發明包括：勃起功能障礙、成人注意缺陷障礙和一種頗有爭議的、許多研究者甚至認爲根本不存在的疾病—經前焦慮症。
帕裏以罕見的直率透露了制藥公司是如何牽頭捏造那些抓人眼球的的藥名的，如百憂解和偉哥，同時，爲了給這些藥創造出巨大的市場，他們是如何定義相應的病理症狀的。在制藥商們的引導下，麥迪遜大街上像帕裏一樣的營銷大腕們招集了衆多的醫學專家，不斷地“發明”出新的疾病概念。
用帕裏的話說，這樣做的目標就是“給全世界的醫藥消費者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其最終目的就是把消費者的身體症狀與藥品的性能聯系起來，以最大限度地擴大藥品的銷量。
制藥商促動發明出新的疾病?也許很多人會對這一觀點有些不解，但對制藥界的業內人士來說這實在是太司空見慣了。近期《路透社商業觀察》 (Reuters Business Insight)上一份專爲各制藥公司的領導層設計的研究報告認爲：“創造新的疾病市場”的能力正在給已經突飛猛漲的藥品銷售帶來數不清的巨額利潤。
報告稱，制藥公司一個主要的營銷策略就是改變人們對普通小病的思考方式，使正常的生命過程“醫療化”。于是人們開始相信，他們本來以爲只是給生活帶來一些不便的小問題—如禿頂、皺紋、性功能問題—現在已被視爲“應當醫療介入”的疾病。
報告對像“ 女性性功能障礙”等新發明的疾病的利好市場深感振奮，同時對制藥業的經濟前景非常樂觀： “未來幾年的醫藥市場，將會證明制藥業通過發明疾病，給醫藥産業帶來了多麽巨大的功績”。
制藥工業的這種不良影響已經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醜行，這種行爲正在根本性地扭曲醫療科學，腐蝕了醫學實踐，毀壞公衆對于醫生的信任。
最近在意大利和美國，就先後發生了一連串的尷尬事件—
封殺關于抗抑郁症藥品對少兒不利的研究、關于抗關節炎藥對人體危害的論文以及對賄賂醫生案的調查。
特別是在美國，醫藥消費的大幅增長導致健康保險費支出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因而也激起了人們對制藥業的強烈憤怒。
于是，許多醫生、醫學家、健康權益促進組織、政治家和醫學刊物編輯正行動起來，設法扭轉制藥商對于醫藥科學研究和醫生開具處方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所以說，現在是時候了解這種不良影響如何直接滲誘刮疾病宗義討程了。
在藥品營銷過程中，制藥公司並不需要親自坐下來直接制定診斷疾病的規則，但他們會站在制定這些規則的專家背後越來越有力地掌控著他們。制藥業每年都會例行贊助許多重要的醫學會議，目的是討論或更新一些疾病的定義。後面我們會了解到，有時候制藥商能否獲得可觀的利潤，依賴于醫療規則的標准如何制定。
而制定規則標准的專家們是從制藥商手裏拿了錢的，“拿人錢財，替人消災”，于是，你的性功能問題是否應被定義爲性功能障礙、你胃部小小的不適是否應被視爲嚴重的疾病、日常的致病風險是否應被描繪成致命性疾病……凡此種種，僅僅取決于想賣藥給你的制藥商支付了多少酬勞給那些高級專家。
當然，可能有些時候，制藥商支付給專家酬勞不一定是“ 收買”，但在旁觀者看來，醫生和制藥商的關系的確是走得太近了。
其實要判斷許多醫學症狀反應出的是健康還是疾病，很難找到一條清晰的分界線。“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這條分界線，往往有很大的彈性，甚至在不同國家，這種分界存在著戲劇性的差異，在不同的時間也會有不同的標准。
顯然，在定義一種疾病時，你將疾病的界限定義得越寬泛，潛在的病人群體也就越大，制藥商的市場空間也就越大。如今，那些司職劃定界限的專家們每次參加會議所需要做的就是拿起藥商給的筆劃出藥商想要的界限，結果就是將這些界限劃得越來越寬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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