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健保有「藥價黑洞」，美國則有「藥廠黑幕」，讀過安卓的《藥廠黑幕》（商周，2006）才知地不分東西、制度也不論公私，天下藥價都一般黑貴。
你這就一桿子打翻全天下人了，台灣的健保給付根本不屬「公」而是被各大藥商和醫院所把持，美國的製藥產業非但不是「自由企業經濟的典範」，相反「可說是完全依賴由政府提供的獨占優勢，即專利權和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所核可的專賣權。」(p.29)
是嗎？作者不是說「這個產業並不是特別的美國化；它的本質是全球企業。全球約有一半的大型藥廠都設在歐洲。」(p.29) 而且即使到2002年美國總體經濟持續衰退，「財星五百大」十大藥廠的總收益也還有359億美金，超過了其它490家公司加起來的總和(p.41)。
醫藥那麼好賺，難怪成長型國際基金很愛醫藥股票。不過話說回來，就是因為利潤高，所以才能激勵大藥廠投資在救全球人命的創新藥上。
全是藥廠的宣傳。藥廠高舉研發之名，事實上卻是生產「同質藥」，也就是拿已經上市的藥，在成分上稍做改變，再申請一次新藥專利。作者指出，市面上有77%是同質藥，沒有超出原來藥品的效果。十大藥廠投注營業額的11%在研發項目，比例最高的卻是「行銷與管理」項目36%，幾乎是研發預算的三倍。
什麼「行銷與管理」？除了媒體廣告外，最主要的還是投注在贊助醫（學）院的研究或教育訓練上，說服醫生相信新藥比舊藥有效。
那當然！決定用啥藥的是醫生嘛！針對醫生下手，行銷才有效。
問題是由藥廠自行研發的新藥很少，大多數是與大學、研究中心合作。以1998年為例，引述臨床藥物專利申請的學術論文，有54%來自學術界，13%來自政府部門，15%來自藥廠。可見公家贊助的醫學研究，是新藥的主要來源，私人企業往往在後期的製造與銷售才接手。
例如1983年，國家癌病署成立篩檢小組，開始從已有的抗病毒藥物尋找治療愛滋病的藥方，其中包括寶威藥廠的AZT。篩檢小組與杜克大學發現AZT可以有效抑制愛滋病毒，之後，寶威藥廠馬上申請愛滋病藥品專利，聲稱自己對醫藥的貢獻良多。事實上他們不願接受愛滋病患的檢體，卻只想以研發的名義，收取每年約一萬美金的藥費。
而且醫藥的開發當然也不是任意的，必須在市場上有夠多的消費者，還是能付得起錢的消費者，像熱帶地區的瘧疾、昏睡症等，毫無利潤可言，大藥廠自然不值得開發新藥。
那安卓在末章提議的醫改計劃也只是拯救美國藥廠自己的沈淪了：把焦點拉回創新藥，恢復FDA的正常功能，設立藥品臨床試驗監督中心，限制專賣權的不當壟斷，藥廠全面退出醫學教育，資訊透明化，藥價合理化，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戰勝大藥廠。
乾脆學中共廿次強制藥商大降藥價算了。
另參本館：中國醫療體制改革 兩岸社會保險 《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尿毒新國病 末代健保 醫政一家親 醫幫 《誰將生存？》
藥廠黑幕書評 【科學人2006年9月號 王道還】
每個人類社會都有醫療體系，可是只有源自古希臘的西方醫學自19世紀起逐漸散佈到全球各地，成為一切醫療體系的判準。
許多人認為，西醫最大的長處就是以科學為基礎，而在20世紀出生、成長的國人，震於科學昌明、日新月異的經驗與印象，很難想像這套科學醫學目前已面臨種種問題，在西方正飽受批判。
本文評介的兩本新書《藥廠黑幕》、《別讓醫院殺了你》，與幾年前出版的《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時報， 2002）、《發明疾病的人》（左岸，2004）各有重點，共同的焦點是對大藥廠的不滿。筆者認為，追根究柢，那些不滿源自現代生物醫學的困境。
其實，直到19世紀初，西方生物醫學的臨床價值都很可疑。金納（Edward Jenner）在18世紀末從事以牛痘預防天花的研究，為醫學史開啟了新頁，70年後由巴斯德（Louis Pasteur）接棒。可是直到20世紀初，能以這種方法預防、治療的疾病並不多。好在這時化學療法已露曙光：1910年，治療梅毒的特效藥606（砷凡納明）問世；1930年代末，科學家發現苯磺胺可以當抗菌藥，治療常見的傳染病（包括淋病）。緊接著就是抗生素盤尼西林，完全改變了人類的疾病經驗。從此我們就期待，生物醫學會源源不絕地供應同樣的「魔彈」。對生物醫學的投資也不斷增加，現在美國公私部門投入的資金，一年達500億美元以上。
然而，根據這四本書，過去半個世紀中，大量的研發經費並沒有帶來更多新而有效的藥物；製藥業的研發成績更差。
《藥廠黑幕》、《別讓醫院殺了你》、《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都是美國人寫的書，《發明疾病的人》作者是德國人
他們有志一同，提醒我們現代大藥廠並不是生物醫學的創新研發中心，而是惡棍。他們指控大藥廠以強大的金錢實力，創造莫須有的疾病，使健康的人都必須終身服藥。最可惡也最可怕的是，現代大藥廠還大力收買醫界，以及生物醫學的相關學界，公然造假，為大藥廠背書。總之，現代大藥廠儼然是人民公敵。這四本書揭露的事實，最重要的是：
第一、大藥廠非常賺錢，利潤極為豐厚
在美國，處方藥的營收，一年至少2000億美元，全球4000億美元，獲利至少是營收的兩、三成；
第二、大藥廠的研發開支比獲利少
它們最大的花費在管理、銷售，包括廣告以及各式各樣的收買、賄賂，一昧吹噓研發成本，目的在混淆視聽；
第三、現代生物醫學的突破，主要是公部門（案，美國國衛院今年預算278億美元）與非營利私部門（例如民間基金會）的成績；
第四、幾乎所有大藥廠的創新藥物，研發都出自公部門與非營利私部門支持的研發機構（例如國衛院、大學裡的實驗室）。
最令美國人痛心疾首的是，美國花在研發上的經費最多，大藥廠在美國賺到的錢最多，美國的藥價卻最高。同一藥廠生產的藥，在加拿大、墨西哥的售價都低很多。美國的藥價問題中，有一個臺灣也有，都是因為政府健保單位不統籌與藥廠議價的事務，放任藥廠與醫院、診所各自談判，結果就是所謂的「藥價黑洞」（藥廠賣給醫院的價錢比健保局的撥付款低很多），健保成本因而提升。
1990年代，美國針對健保改革進行了大辯論，題材從具體的興革事項，到醫學的本質，無所不包。進入 21世紀後，由於國會通過的改革方案不如人意，批判、檢討的聲浪越來越壯大。
《別讓醫院殺了你》、《藥廠黑幕》分別是美國的記者與醫師寫的，呼籲美國人影響國會，為下一步改革佈局。我們讀起來，由於對許多細節缺乏切身感受，往往不容易進入狀況。
但是若與《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發明疾病的人》一齊讀，就可以看出它們頗能互相發明。
這四本書揭露的另外兩個事實，更值得我們深思。原來大藥廠的研發經費大多花在同質藥（me-too drug）上，也就是暢銷藥物的仿製品。
以1998~2002年這五年為例，美國FDA核准了415個新藥，77%是同質藥，只有133個是新分子藥物，其中療效比市面已有藥物好的，不到一半（58個）。換言之，真正有效的創新藥物，在藥廠端出的研發成果中，只佔14%；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
更令人驚訝的是，以先進生物醫學研發出來的昂貴創新藥，有時療效比起傳統藥物還差。例如美國國衛院心肺血液研究所主持過一個大規模研究計畫ALLHAT，比較了三種1980年代上市的降血壓創新藥與傳統的利尿劑，發現利尿劑才是控制高血壓的良藥，經濟又有效。這個結果在2002年年底發表，轟動一時。（《藥廠黑幕》，第130~131頁）
創新藥少。創新藥不見得更有效。那麼顯而易見的問題就是：為什麼？
這四本書的作者瞄準了大藥廠的生意經：指責它們將大量資源投入開發同質藥，只用一小部份搞創新。至於這到底是果，還是因，則沒有討論。他們似乎假定，要是大藥廠「玩真的」，撥較多資源致力於真正的創新，一定會有令人驚豔的成果。
筆者認為這個假定天真了些。回顧科學醫學在20世紀的藥物突破，無論苯磺胺、盤尼西林都出自意外，而不是有計畫的研究方案。一些關於抗生素的基本問題，至今仍沒有答案，例如微生物為什麼會演化出抗生素，它們拿抗生素做什麼？只有極少數微生物演化出抗生素，會製造抗生素的真菌與細菌，幾乎都出自同一屬；而在自然狀態中，它們分泌的抗生素簡直微不足道，看不出對它們的生存有什麼幫助。
開發新藥並無王者之道，無法事先理性規劃。紫杉醇是另一個例子。
美國科學家從1963年開始研究紫杉醇，幾乎所有研究都在公家機構完成，花了納稅人近兩億美元。 1992年FDA核准它為治療卵巢癌的藥，成為史上賣得最好的抗癌藥。然而金錢不是主要的研發障礙。真相是：不同科學家的研究活動，平行而分散，由機運、遠見、毅力串接後，才產生原創性的發明（參考《一顆價值十億的藥丸》第六章）。難怪大藥廠那麼依賴生物醫學界，何況有的是錢。
可是自1980年代起，大藥廠與生物醫學界發展出來的複雜共生關係，使得追求客觀知識的純淨理想，越來越受金錢以及社會、大眾心理的影響。以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以「科技轉移」掩飾追求私利，學風因而變化。有識之士憂心生物醫學界已陷入道德危機。
自1990年代以來，生物醫學獲得的公私資源遠超過其他科研領域，每一筆資源都代表一分期許，研究人員遲早要直接面對「無法交出世人期盼的成果」的問題。現在大藥廠受到的抨擊，在某個程度上，只是代人受過。也許實事求是、反璞歸真是唯一的出路。科研成果的確可以濟世活人，只不過個別科學家，甚至個別研究單位，無法事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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